坦然讲，我并不喜欢研究，只是因为懒。
说枯燥无味只是借口，历史研究的魅力大概就是在于那剥丝抽茧一窥真相的过程吧。
有人为那一丝的光明欣喜若狂，有人因为徘徊许久未窥门径而转辗反侧。
狂者、燥者、怒者、哀者，在我看来，都是心态位置摆放出现偏移。
现代学术的浮躁，即使如我这般不怎么关注动态的学生，也能感受到一二。

今天仝相卿老师布置了三篇论文阅读，虽说其中两位都是宋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但这两篇文章中所阐明的史学研究方法值得所有做中国史历史研究的人仔细阅读。

先说邓小南先生的这篇《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笔谈》。
全篇围绕“材料”与“问题”来阐明如何做历史研究，主要说了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问题”的提出，一个是史料的正确运用。

关于“问题”的提出，要首先了解一个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和自近代以来慢慢在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现代史学研究的区别。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没有信息化的信息搜集和查询技术，从而很是要求学者对史料的掌握能力。而现代意义上的新史学，引进了西方的史学理论，这一点是中国传统史学所没有。（中国人一向不重理论重实践）这种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概念进行的历史研究更偏重于优先提出一个选题，然后开始围绕这个选题来进行材料搜集和排除。而非按照传统史学那样“会通”地经典论述。
（这一点在包伟民先生的《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回到邓小南先生的论文主旨上，她所向读者说明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倾向，因为她的冷静，她引用了吴承明先生一句话：“史无定法”。也就是说“在方法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
（说这话的十有八九是中国人……）
但具体的想介绍的还是新史料观，从眼光的“新”探求到史料的“新”，而眼光的“新”也就是敏锐观察到新的问题。
而对于在包伟民先生提出的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弊端，邓小南先生也没有忽视对史料运用的阐述，大概就是说…要严谨细致有全面观等等……

再说包伟民的这篇论文，除了上面提及的主要有两点值得学习运用：一是“旧题新论”的论题，我觉得这个比较能给新研究者继续研究的信心；二是史料运用的“会通”，不过这个能达到水平的寥寥无几，尤其是我辈。

最后一篇比较名不见经传（应该是我太过孤陋寡闻），陈春声的《走向历史现场》，一句话总结，重视田野调查，不要拘泥在了一个所谓史别的框架里，并与当时的大环境所结合。
表示作者文笔不太好，而且大篇引用中心点却很少，有凑字嫌疑。

这三篇读完，我自认为比较倾向于包伟民的说法，尤其是他这样的一句话：历史学作为传统“学问”最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的是读圣人之书，行圣人之道，内圣与外王合为一体。

而如今的历史研究，如同技能职业一样，变得没有感情。
人与史离开客观或许会有所偏颇，但彻底客观又显得那么冰冷。

史料辣么多，方法辣么赞，我却辣么懒。
所以就静静看你们做研究吧～